杏彩网页登入:陌生的中国人（二）

　　7年前，苏震宇先生踏足非洲，开拓了中国人非洲掘金的路线，他是具有冒险精神的黄金猎头，充满对财富的渴望。他44岁，是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2013年6月末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快步走进广西南宁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脑门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巾，用它不断拭去沁出的汗水。

　　4天前，他撤离加纳，挤上了一架从多哥经停巴黎转至中国的航班。跟他一样，在麻烦不断的6月，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从加纳首府阿克拉转道迪拜、开罗返回中国。飞机上挤满了被驱逐的中国金矿老板和工人，脸上写满落魄。

　　坏运气从非洲一路追随到广西。回南宁两天后，苏震宇发现自己染上了疟疾，被非洲蚊虫叮咬引发的疟原虫病毒在体内发作，加纳人俗称“马拉利”的这种疾病在中国几乎绝迹。苏震宇浑身酸痛难忍，靠服药和打针勉强支撑着。他的步履蹒跚，神情低落。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6月里，苏震宇差点被加纳报纸描述成一个靠贩卖他的广西老乡到落后的非洲丛林充当金矿奴隶的中国蛇头与冷血商人。苏震宇从文件夹里掏出一份6月1日加纳当地报纸Daily Graphic的复印件，摔在我面前的桌上，头版照片是加纳总统出访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合影。“原本这天的报纸头版要刊登我的照片，把我报道成一个从事人口贩运的蛇头。幸亏被我提前知道，我赶到报社阻止了他们，于是头版换成了安倍的照片。”苏震宇的眼神喷着愤怒。

　　加纳报纸把苏震宇定性为蛇头的依据是，几乎所有中国淘金者都叫得出苏震宇的名字，在加纳的每个中国人手里都有苏震宇的电话。这反映了苏震宇在加纳的影响力。

　　身材不高的苏震宇外表强悍精明，穿着一件方格衬衣和一双蓝色的休闲皮鞋。他说：“很多同胞在这次加纳政府清理金矿的行动中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我们正在等待加纳合伙人的消息，也在和加纳政府进行接触，最终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待在加纳，或者，转战其他非洲国家。”

　　加纳的采金者多数来自距离南宁110千米的上林县。上林人口44万，保守估计，有1.2万人在加纳淘金。很多地方整村的青壮劳力都去了加纳。上林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财政收入3亿元。当加纳淘金的暴富神话横空出世，吸引了大批渴望财富的上林人踏上非洲路。看起来，这像是中国势力在非洲强力扩张的又一个版本，只不过这次的故事并不美好。

　　2013年5月，加纳政府成立了打击非法采金专项工作组，6月3日，加纳政府打击非法金矿的驱逐行动全面展开。军警们突袭了库马西、打夸、敦夸等地的小金矿聚集地。没收工具设备、捣毁工棚。语言不通的工人们四散而逃，有的躲到可可林中。没有来得及跑掉的工人因为无法提供合法证件被拘捕。躲藏在敦夸市区金富豪宾馆中的160余名上林投资者正在碰头研究如何转移设备，被闻讯赶到的加纳警方一并擒获。中国人被关押至移民局监狱，等候遣返。多名中国矿主投资者称，随身携带的大量黄金和加纳货币赛地不翼而飞。

　　苏震宇说这是加纳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一次行动。中国矿主的生产线条。平均一台机器每天可挖掘100克的黄金。机器都被遗弃在矿场之上。受到波及的还有上林的金融体系。据称上林以及明亮镇的三家专为淘金客提供业务的银行，将至少有数十亿元无法按时收回。这意味着，这个以简陋的掘金技术包装、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融资的上林人淘金模式，到了不得不悬崖勒马的时候。

　　苏震宇是最早一批闯荡加纳的中国淘金客，也是加纳的中国淘金商人里的名人。他希望和加纳人创造一种双赢的商业模式。他掌控着金矿，却选择了一名叫Bernard Antwi-Boasiako的加纳合伙人作为名义上的老板，照片中的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粗壮严肃，脖子上悬着一条粗大的设计繁琐的黄金项链。作为反对党的一名成员，他公开批评加纳政府这次对于中国工人的驱逐行为，“不能把非法矿工和合法矿工一起打击，中国工人有充分的文件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劳工手续。”Boasiako接受加纳电视台采访时说。

　　上林淘金客正陷入集体的恐慌之中。苏震宇说，上林人在加纳各自为战，甚至内讧，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早晚要出事情，而这一次就是危机的全面爆发。他在去年已经发现了加纳政府决意改变土地被中国小金矿割据的苗头，为此成立了民间机构加纳—中国矿业协会，邀请加纳人出面作为公司的CEO，用途很明显，就是利用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那张本地非洲人的脸。

　　事实上，这不是加纳针对中国淘金者的第一次行动。2012年10月加纳清查非法采金者，一名16岁的中国黑龙江少年在军警突袭中被打死，近百人被捕。前年也有20人因相同原因被捕。但以广西上林居民为主的中国采金者仍源源不断涌入。2013年3月，加纳采取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查封77处矿区，抓捕125名中国涉嫌非法采金人员，查扣并没收大批机械设备。

　　最近五年里非洲至少已经发生20起中国公民遇袭事件。苏丹、尼日利亚等本来就存在比较严重的内部冲突，现在加纳也在加入这一行列。这些袭击和冲突有的带有色彩，有的只是商业纠纷，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不断有身在加纳的滞留者打电话给苏震宇。他安慰对方，如果驱赶走全部中国人，加纳的经济将会遭受重创。

　　加纳在西非属于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从1993年起实行相对平稳的宪政制，基本没有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内战或地方割据问题，经济上虽然尚有欠发达，但也吸引了许多海外投资，增长势头良好，与中国外交关系也稳定。“这场冲突应该不涉及多少因素，而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长期的非法采金，激化了与当地居民及加纳中央政府的矛盾。”《金融时报》评论说。

　　苏震宇则声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其背后是西方大国的加纳代言人在操纵。他说：“在加纳的五大欧美矿产公司，聘请了12名加纳记者作为调查员，专门搜集关于中国人在加纳的负面消息，以此最终赶走中国人。”

　　居住在库马西的中国商人刘文民在写给中国驻加纳使馆的一封信中称：“美国用NGO的名义，在2012年年初和加纳的12名记者签订合同，专门收集我们中国人开采沙金的负面消息，在加纳知名报纸上连续刊登一个多月，但是中国同胞帮助老百姓修桥修路修建学校还有捐款等善事从没有正面报道过。导致不明的加纳人认为我们在破坏他们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加纳事件中所谓欧美大国阴谋论并没有找到证据，“欧美是大矿，而上林人是中小矿，各有各的码头，利益并不冲突。过去加纳有法不依，现在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法律”。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震宇展示了一份用英文出具的报告，称这是一份内部人提供的资料。他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这份报告上写着：调查对象重点是苏震宇和Bernard Antwi-Boasiako合开的Hansol Mining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在加纳的中国企业。

　　苏震宇擦了额头上冒出的汗，“这才是整个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我们陷入了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中国对于非洲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欧美人想要赶走中国人。欧美矿业公司和加纳官方合作，加纳政府有利可图。而我们上林人的金矿主要和单个加纳人合作，钱进了单个加纳人而不是加纳政府的口袋。说白了，打击中国人就是想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现在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面临欧美大公司和加纳政府的合力打压。一方面上林人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过去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可以再继续了。”苏震宇有点忧心忡忡地说。

　　上林位于广西的中南部，从南宁驱车一路走来，先是看到南宁火热的地产项目正在四处开工，然后是宽阔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路需绕远才能到上林，车子改道开上一条二级公路，继续开过去，感觉到明显的萧条，进入大明山东麓之后，沿途的景色变得单调起来。

　　寒来暑往，那些因为男人远去淘金而日渐荒芜的村庄，如今再次人声喧哗。自从6月3日加纳政府开始集中清理国内金矿以来，消失多年的上林男人重新回到了作别已久的家乡。苏震宇和每一个从非洲归来的淘金客都明白，财富的力量已经做出了远比岁月更替更大的改变。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上林是广西闻名的四个贫困地区之一。这里的壮族人曾经有很长的淘金历史。明亮镇水台村32岁的邓碧宁引导我来到夹在一片广袤稻田间的乡村公路上，说：“过去这里就停靠着一条国家级的采金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我7岁的时候，就跟着家长在地里淘金。”邓碧宁的叔叔，60岁的邓生荣正蹲在家门口剥狗肉，这天是夏至，当地人习惯在这一天食狗肉。邓生荣用拖鞋里的大脚趾踩了下脚下的土地，“现在这地下面就有金子。我们从小就淘金，后来国家不让采了。我们上林人曾经转到东北淘金，现在又跑去了非洲”。

　　苏震宇形容加纳躺在横亘西非的一条原生金矿带上。欧美、南非的金矿公司在加纳用大型设备采集的是岩金。当地非洲人没有机械和设备，采用人口手淘的低效技术淘金。上林人采的是沙金。潜藏在河道边的沙金，不适宜大型采金设备，人力又无法采掘。2006年4月，当苏震宇和3个上林人最初到达加纳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上林人惯用的沙泵，用挖掘机挖出河道的泥沙，用沙泵抽到溜槽上，经过黑人工人8个小时的冲洗，泥沙俱下，而金沙则被吸附到溜槽下面铺的地毯上。很快，上林人挖掘的沙坑像蚂蚁窝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河道两岸。

　　如今苏震宇已经和其他三名合伙人分道扬镳。他们抱怨彼此互相拆台，各自为战。2006年10月，在掘得第一桶金的时候，为了获取资金不断扩张，第一批掘金者宣称他们发了大财。“他们回到上林说在加纳发现了金山，一台挖掘机一天可以‘挖’一栋楼。”一名上林人说，后来大多数人明白都被骗了。苏震宇的合伙人黄先生在上林车站旁的街上大摆酒宴大造声势，酒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很多老人还领到了红包。于是上林人相信来了来自加纳的金山神话。合伙人黄先生声称一台挖掘机器210万元，包括办理在加纳淘金的相关手续，于是每8个上林人一组作为股东排队认购，平均一人缴纳了20余万元。这样，黄先生还没有采到金子人在上林的时候已经融得大笔资金，并且未来还占有干股。

　　这种融资模式不断复制放大。这一年是上林人奔赴加纳的高峰的开始。上林农民加入了一套类似的充满风险的融资体系。每个股东又不断吸收新的股东入伙，以平抑风险购进设备。

　　邓碧宁的叔叔邓生荣在2006年受到鼓动去加纳做淘金工人，领的是每月3000元工资。2007年，第三批上林人加入到这个融资体系。邓碧宁曾经在深圳的工厂打工6年，每月工资5000元，但是并不满足。听说600人的村子有100人都跑去加纳，2009年他开始筹钱参股组装挖掘机运到加纳。邓碧宁联合7个股东每人缴纳12万购买了挖掘设备来到加纳。他记得第一笔钱总计“借了40多人的钱”。

　　2010年，一套设备已经涨到250万元的时候，叔叔邓生荣回到上林拿出积蓄然后20万元，又找了7个上林股东，每人拿30万元，共计投资160万元，购买了挖掘机和沙泵以及全套的生活用具，来到加纳。在上林的三家银行乐意为淘金者提供，高利贷者也应运而生。为此，邓生荣抵押房屋借了10万元，担保人是上林的两名公务员。在上林的银行门口还打出了“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一次性5万～50万元”的横幅。这是财富对权力的明码标价。当地人相信：差不多每个地方官员都有股份在加纳。这个类似的金字塔在利益驱动下越发膨胀庞大。

　　加纳的矿产属于国家，而土地却属于地主或者酋长。一般，中国人会找到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地主，付1.2万美元的“入门费”用于合作之初的关系疏通，此外，买的地上如有农作物，则按农作物价格的10到15倍付一笔赔偿费。最终以加纳合伙人的名义取得合法资格。地主凭借当地人的身份，每年可以获得毛利的15％到20％作为回报。

　　设于阿克拉的游说团体——社会综合发展中心主任史蒂夫·曼蒂乌（Steve Manteaw）对《金融时报》表。